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在專業實踐中理解文化、關係與差異
已更新：10月12日
專業工作者如何理解他人、建立關係並作出回應
初稿撰寫：2025年3月27日 ｜ 最後更新：2026年10月12日
有些人在會面中很少說話。有些人會一再表示同意你的建議，之後卻似乎沒有按原來的方向行動。也有受督者即使心裏有疑問，也很少直接提出不同意見。
這些情況，很多時候不會一開始就讓人聯想到「文化」。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行為，而幾乎在同一時間，也已經開始理解這些行為。沉默可能被理解為缺乏投入；同意可能被當成真正的認同；很少提出不同意見，可能看起來像缺乏信心。這些理解未必不合理。較容易被忽略的，是某一個理解在甚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事實」。
專業經驗有時反而會令這個過程更難察覺。隨着經驗累積，我們會愈來愈熟悉某些模式，也會自然地為情緒、行為和關係賦予心理、關係或臨床上的意義。這本來就是專業能力發展的一部分，但專業經驗並不會令我們站在文化之外。
甚麼叫健康的獨立？甚麼程度的情緒表達才算開放？怎樣才算良好的溝通、有自信、有界線？家庭應該參與多少？人又應該怎樣求助？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判斷，本身也在特定的文化、歷史和社會經驗中形成。
同一時間，對方也正在理解這場互動。他可能在想，為甚麼專業工作者要問一些對他來說很私人、甚至有點突兀的問題；為甚麼一個本來會和家人一起商量的決定，被當成純粹個人的選擇；他也可能在判斷，對方所說的「你可以不同意我」，是否真的代表不同意見會被接納。
跨文化工作很多時候就是從這些地方開始。未必需要有人先談到種族、國籍或文化身份。它可能早已存在於那些我們以為不需要解釋的事、那些對方覺得需要解釋的事，以及兩個人對同一個行為賦予不同意義的時刻。
所以，對專業工作者來說，跨文化能力並不只是「怎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它也關乎我們怎樣看一個人、怎樣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怎樣進入一段關係，以及當對方的世界不能簡單地用我們自己的方式理解時，我們會怎樣回應。
甚麼是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能力可以理解為一種持續發展中的專業能力，讓我們能夠在文化差異之間更有思考地工作。
當中當然包括文化知識，但也包括自我覺察、好奇、理解和詮釋的能力、關係中的敏感度、實際回應，以及當對方的經驗並不符合我們原來的理解時，願意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設。
在醫療、教育和其他專業領域裏，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也是常見用語。這裏我刻意使用「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因為我想把注意力放得更闊一點：不只是專業工作者知道多少文化差異，也包括當兩個人帶着不同經驗、期待和理解世界的方法相遇時，實際發生了甚麼。
文化知識仍然重要。我們可能需要了解，不同社會或家庭如何理解直接與間接的溝通、長幼與權威、個人與家庭的關係、互相依賴，以及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這些知識可以令一些原本看不見的可能性變得可見，但它不能告訴我們，眼前這個人是誰。
因此，較成熟的跨文化能力理論並不只談文化知識，也包括尊重、開放、好奇、文化自我覺察、觀察和理解不同觀點的能力，以及在互動中作出調整的能力（Byram, 1997/2021; Deardorff, 2006）。
從這個角度看，跨文化能力不是在原有專業知識之外，再加上一套「文化知識」，而更接近一種工作方式。它會影響甚麼吸引了我們的注意、我們如何理解不熟悉的行為，以及當我們真的理解多了一點之後，實際工作方式有沒有因此改變。
一個人可以知道很多文化差異，卻仍然預期所有人適應同一套專業做法。真正重要的，是當差異開始影響工作時，我們能否更負責任地理解和回應。
我們理解一個人時，本身就帶着自己的位置
專業訓練教我們仔細觀察。
心理學家會留意情緒、行為和關係中的模式。治療師會聽一個人說了甚麼，也會留意甚麼似乎很難說出口。在臨床督導中，我們可能一方面理解個案，一方面留意治療師正在怎樣理解這個人。醫療工作者每天也會對投入程度、風險、溝通和需要作出判斷。
但我們從來都不是站在一個完全中立的位置去觀察另一個人。
專業訓練提供了不同的理論框架。個人經驗影響甚麼對我們來說熟悉。文化和社會經驗也會影響我們怎樣理解尊重、獨立、關心、自信或情緒開放。機構本身也會逐漸形成一套對「投入的服務使用者」、「有信心的受督者」或「有效率的專業人士」應該是怎樣的想像。
很多時候，正因為這些期待太熟悉，所以我們反而不容易看見它們。一位治療師可能把愈來愈多的情緒表達理解為進展；一位督導可能覺得能夠直接不同意自己，代表受督者更有信心和獨立思考；服務可能把一個人自己出席會面理解為自主；工作團隊也可能把在會議中迅速、主動地發言，視為領導能力的一部分。
這些期待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很合適。跨文化工作要問的，不是它們對不對，而是我們是否知道，這些始終是某種期待，而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事實。
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專業判斷會帶來後果。當一個人被理解為逃避、依賴、抗拒、缺乏投入，或者不夠有自信，這些描述之後可能逐漸影響其他人怎樣看他。
有時這些理解的確有臨床價值。但也有一些時候，在「我們看見了甚麼」和「我們認為這代表甚麼」之間，一些重要的東西已經被跳過了。
如果一個人很少直接不同意我，我已經把這件事理解成甚麼？如果一個人希望家人深入參與，為甚麼我會覺得這在臨床上特別重要？如果一個人不習慣直接說出自己的感受，我對「心理理解應該以甚麼方式表達出來」又帶着甚麼期待？
反身性（reflexivity）其中一部分，就是從這裏開始。專業工作者並不是站在理解過程之外。我們的訓練、價值、身份、角色和關係，都會影響甚麼對我們來說最容易被看見，以及我們如何理解所看見的事。
文化很重要，但文化不能告訴我們一個人是誰
當我們開始更留意文化，另一個問題也可能出現。
文化有時會開始解釋得太多。
一個人少說話，被理解為文化；很難表達感受，被理解為家庭文化；不習慣挑戰權威，被理解為族裔背景；家人參與得較多，就被理解成「集體主義」。
出發點可能是希望更具文化敏感度，但結果仍然可能把一個人簡化。我們至少可以用兩種方法，看不見眼前這個人。
第一種，是把文化完全排除在理解之外。
有些專業工作者會說：「我對所有人都一樣，所以我不需要特別考慮文化。」
這背後其實有一個可以理解的原則。我們不應該以文化刻板印象去理解人，每個人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尊重和專業標準。但「對每個人做一樣的事」，不等於「同樣能夠理解每一個人」。
語言、移居經驗、種族歧視、階級、信仰、家庭系統、社群期待，以及過往和不同機構接觸的經驗，都可能影響一場專業互動。私隱、自主、情緒表達、照顧和責任，本身也可以有很不同的意義。
當這些背景完全不在我們的思考裏，熟悉的專業規範便很容易靜靜地變成唯一的標準。
另一個問題，是把太多事情歸因於文化。
例如，一位專業工作者知道眼前這個人的家庭背景比較重視家人之間的互相依靠。為了以更具文化回應性的方式工作，他可能很自然地認為家人參與治療會很重要，於是開始詢問可以怎樣把家人納入治療。
對方卻明顯變得較為戒備。
之後慢慢才知道，這個人在成年後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努力和某些令他感到侵入和控制的家庭期待建立距離。專業工作者原本想做一件體貼文化背景的事，但對這個人來說，經驗卻完全不同。
問題並不是不應該考慮文化，而是那個在文化上看似合理的理解，很快就成了理解這個人的主要框架。
另一個來自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真的很希望家人參與。也有人很重視家庭關係，但仍然需要一個高度私密的治療空間。還有人在不同處境中，會在這兩者之間移動。
文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人生命經驗其中一部分的背景，但它不能替這個人寫好他的故事。文化知識可以讓我們產生更多可能的理解，卻不應該令我們太快停止提問。
這個人在自己的文化世界裏，是一個怎樣的人？哪些價值對他自己真正重要？哪些期待他曾經接受、調整、反抗，或者重新定義？又有哪些事情，其實和文化沒有太大關係？
跨文化實踐需要同時守住這兩邊。文化重要得足以令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框架當成中立，但它本身不足以告訴我們眼前這個人究竟是誰。
當同一個行為可以有不同意義
以沉默為例。
我們可能會想到，這個人是否在退縮、害怕、感到羞恥，或者不知道可以怎樣表達。但沉默也可能只是給自己多一點時間去消化剛才的內容。它可以是一種尊重，也可以保留情緒上的私隱。
用第二或第三語言溝通時，有些人需要更長時間組織說話。神經多樣性人士可能需要更多處理時間。曾經歷人際威脅的人，可能正在仔細觀察整個互動。也有人只是沒有很多想說的話。
重點不是要列出愈多可能解釋愈好，而是留意第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有多容易變成我們不再追問的答案。
直接表達也是一樣。在某些互動中，直接可以令人覺得清楚、可信和有效率；在另一段關係裏，同樣的方式可能令人感到被逼迫或暴露。較間接的溝通，也可能被誤會成迴避，但它有時是在保留尊嚴、維持關係，或者用一個比較少正面衝突的方法表達不同意見。
家人參與亦一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有人很重視自己作出重要決定，這對他來說是自主的一部分。對另一個人來說，如果重大決定完全不和信任的家人商量，反而很難理解。也有人身處一個很重視共同決策的家庭和文化環境，但自己其實希望有更多獨立空間。
文化可能和這些情況有關。性格、語言、神經類型、創傷經驗、過往關係、機構經驗、當下處境和個人偏好，也可能同樣重要。
我們的工作不是決定究竟是哪一個類別「擁有」這個行為，而是理解這個行為在這個人的處境裏，究竟意味着甚麼。
我們知道一些事情之後，還可以保持多少好奇？
當文化進入專業工作，有些人會覺得自己突然變得很容易犯錯。可能會擔心說錯話、問了一個不合適的問題、顯得無知，或者在不自覺之間作出帶來傷害的假設。一個很自然的回應，是希望知道更多。
這些知識的確重要。
在專業工作中，我們仍然有責任了解自己所接觸的社群和處境，包括人的生活所處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以及語言、移居、種族歧視、其他形式的歧視、殘疾、宗教、階級和社會位置如何影響經驗。
但知識有時也會帶來一種過早的安心。當我們知道某個行為在某個文化背景中比較常見，就可能很容易停在那裏，不再問：「但對眼前這個人來說，它是甚麼意思？」
熟悉，有時會慢慢變成「我已經理解」。
所以，問題不只是我們知道多少，也包括知道了一些東西之後，我們的好奇還剩下多少。
文化謙遜（cultural humility）在這裏特別重要。
這個概念部分源於對「文化能力」這個說法的反思。當文化能力被理解成一套最終可以完全掌握的文化知識，就很容易令人以為，只要學得夠多，便可以「懂得」另一個文化。
文化謙遜更強調持續的自我檢視、對權力的覺察、願意學習，以及承認和我們工作的人，本身仍然是理解自己生命經驗的重要來源（Tervalon & Murray-García, 1998）。
謙遜並不代表我們要懷疑自己的專業知識。心理學家有心理學專業。督導有責任維持專業標準和支持專業發展。醫療工作者有時也需要作出困難的臨床決定。
專業知識仍然可以被好好運用，同時對不符合原來理解的資訊保持開放。
一個很合理的文化假設，最後可能發現其實並不重要。原本看似抗拒的反應，之後可能更適合理解成這個人在這段關係裏的謹慎。某個我們以為對這個文化背景很重要的價值，對眼前這個人可能根本沒有太大意義。
在這裏，跨文化能力、文化謙遜和文化安全之間的分別也開始變得比較清楚。
跨文化能力比較接近整體的專業能力：我們如何理解、建立關係和作出回應。
談到文化謙遜時，重點會移到我們怎樣持有自己的知識、限制和專業位置。
而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再問另一個問題：這場互動對接受服務的人來說，實際上是怎樣的？當權力和差異存在時，他是否真的感到被尊重、明白正在發生甚麼，以及有足夠的安全感？
這三者在實際工作中經常重疊，但並不是同一件事。
關係之間發生的事，也值得我們留意
有時，跨文化能力會被想像成一樣由專業工作者「帶進」互動中的東西。
但 intercultural 這個字本身，其實提醒我們注意兩者之間發生的事情。
文化不只存在於那個看起來和專業工作者「不同」的人身上。雙方都帶着自己的歷史、身份、期待、語言、角色和歸屬經驗進入關係。有些地方可能相似，有些地方則非常不同，而兩個人之間最後形成甚麼，也不能只從任何一方的背景預先推斷。
治療師和接受治療的人可以有相同族裔背景，但對情緒開放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督導和受督者，最後可能發現最影響督導關係的並不是國籍，而是世代、階級、專業訓練，或者過往和權威相處的經驗。兩個人甚至可以使用同一種母語，但對尊重、照顧和獨立有很不同的理解。
所以，跨文化能力也包括留意互動本身。
一個措辭很小心的文化問題，仍然可能令對方變得更謹慎。督導可以很真誠地說「你可以不同意我」，但受督者仍然可能很少這樣做。治療師可能刻意減少專業距離，但對方仍然很清楚感受到治療師的專業權威。
我們的意圖可以告訴我們，自己原本想做甚麼，但意圖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對方實際上經歷了甚麼。
有時，這兩者之間的落差本身就有臨床和專業上的意義。
當我理解錯了，對方可以告訴我嗎？如果他不同意我的理解，接下來會發生甚麼？我會更想知道他是怎樣理解，還是會開始解釋自己原本「不是這個意思」？
這些問題和關係取向的實踐很接近。跨文化視角會再多問一層：文化、身份、位置，以及不同理解世界的方法，正在怎樣影響這段關係？
當某一個人的理解會帶來更大的後果
即使雙方都帶着自己的文化位置進入互動，這並不代表彼此在關係中的權力是對等的。
角色很重要。
醫生可能作出診斷。心理學家可能透過心理概念化（psychological formulation），把不同資料、生活脈絡和臨床假設整理成一個可以繼續修正的心理理解。督導會評估受督者的專業發展。講師會評分。管理人員可能影響晉升。服務本身也會決定人可以用甚麼方式接受支援。
因此，有些人的理解，會比另一些人的理解帶來更直接的制度性後果。
如果一個人被理解為缺乏投入、抗拒、依賴或缺乏病識感，這些描述可能進入紀錄、影響決定，也會影響其他專業人士之後怎樣和這個人工作。
而這個人怎樣理解專業工作者，通常不會有相同程度的制度影響力。
權力會影響，究竟誰的理解最後能夠轉化成實際決定。
有人可能在診症時表示同意，因為直接拒絕專業建議很困難。受督者可能不願意挑戰一個理解，因為督導同時也在評估他的能力。一位員工可能花很多力氣學習機構習慣的溝通方式，但機構本身的規範卻很少被當成需要檢視的東西。
這並不表示專業權威本身有問題。專業知識、責任和問責都很重要。督導有時需要挑戰受督者的做法。臨床工作者有時需要作出對方不同意的決定。機構也需要某些共同的工作規範。
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權威能否保持反思。
有些看似是「這個人很難適應」的情況，可能同時涉及他正在被要求適應的環境。專業人士可以保留決策責任，同時仍然對這份權力被怎樣經歷保持好奇。
當一個人告訴我們，某次互動令他感到不被尊重、不明白發生甚麼，或者不安全，我們原本的好意不能成為唯一的判斷證據。
這就是文化安全開始變得非常實際的地方。
當理解真的改變了實踐
文化覺察很容易停留在思想層面。一個專業工作者可以很了解文化的重要性，也願意反思差異，但實際工作方式仍然沒有甚麼改變。
跨文化能力還包括回應。
有些改變很細。一個問題可能需要先多一點背景，才適合直接問出來。沉默出現時，我們可能容許多一點時間，而不是立即填滿它。家人的參與需要一起商量，而不是一開始就假設它一定有幫助或一定有問題。有些受督者可能在會面後整理過自己的想法，才比較容易提出不同意見。情緒語言亦可以被探索，而不是被當成心理工作唯一或最自然的入口。
有些時候，改變的不只是做法，而是我們原來的理解本身。
原本被理解成逃避的行為，可能其實正在發揮另一種功能。一個以個人自主為核心的介入方式，可能並不適合一個把連結和共同責任看得非常重要的人。一個服務也可能逐漸發現，一些長期被標籤成「不投入」的情況，有部分其實是由服務本身的溝通方式、評估方式或參與要求共同形成。
以更具文化回應性的方式工作，不代表只要文化相關，就放棄專業判斷。
有些張力是真實存在的。個人的選擇可能和專業責任有衝突。家庭的期待可能和當事人的需要完全不同。文化意義亦可以和控制、不平等或傷害同時存在。
尊重背景，不代表不再需要倫理判斷。但它會要求我們留意，自己慣常偏好的解決方法，是否真的像想像中那麼「中立」。
有些跨文化工作，正正發生在沒有簡單遷就方案的地方。專業責任可能需要清楚解釋。有些部分可以調整，有些不能。即使不能完全滿足彼此的期待，關係仍然要承受之後發生的事。
專業成長，有時發生在第一個理解失效之後
「能力」這個詞，很容易讓人想像有一個終點：完成培訓、掌握知識、證明自己已經有能力。
實際工作沒有那麼整齊。
一個人在某些跨文化處境中可能非常有經驗，到了另一個情境卻重新感到不確定。長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工作，的確可以令專業判斷變得更成熟，但經驗本身並不自動等於反思。
熟悉也有它自己的盲點。
我們見過類似的情況。我們讀過相關文獻。我們曾經和很多來自同一社群的人工作。於是辨認模式變得很快，而辨認得太快，有時反而令人更難看見眼前這一次有甚麼不同。
專業成長很多時候是在原有理解開始失效時出現。
一個人告訴我們：「你理解錯了。」受督者對一個問題的感受，和督導原本的意圖完全不同。一個本來很合理的心理概念化，突然解釋不了之後發生的事情。一個團隊也可能慢慢聽見，那些一直被描述成「不投入」的行為，從接受服務者的位置看，原來是另一回事。
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不會去到某一天便不再誤解別人。真正可能改變的，是我們和「被修正」之間的關係。
我們能不能察覺原來的理解已經受到挑戰？另一個人可以修正我們嗎？當這個修正令人不舒服時，我們會怎樣？之後的工作真的會有改變嗎？
跨文化能力，其中一部分就是在這些經驗、反思和修正之間慢慢發展。
為甚麼臨床督導很重要
很多影響專業工作的假設，在我們身處其中時並不容易看見。
想像一位治療師在督導中提到，一段治療關係一直非常有禮貌，但同時又有一種說不出的停滯。
對方一直準時出席，也經常同意治療中的討論。他很少直接提出不同意見，亦會說某些建議「應該有幫助」，但會面之間似乎沒有太大變化。
治療師開始猜想，這是否和對權威及不同意見的文化期待有關。
這可能是其中一部分。
但在督導裏，另一個可能性慢慢浮現。治療師開始留意，原來自己很快就會填補沉默；很多時候，對方還未完全想好，他已經提出了一個理解。
督導亦察覺到，自己最初聽見「可能是文化」時，也很快接受了這個解釋，卻沒有多問治療關係本身發生了甚麼。
原本的文化假設並沒有因此變成錯誤。它只是從「答案」，變成了整個理解中的其中一部分。
也許權威真的重要。也許語言有影響。也許這個人需要更多時間。也可能治療師自己對沉默的不自在，同樣進入了互動。這些事情亦可能同時存在。
臨床督導讓我們和當下的互動保持一點距離，把注意力從「這個人做了甚麼」，慢慢移到「我們正在怎樣理解他所做的事」。
我們已經給這個行為甚麼意義？哪一些解釋漸漸佔了主導？治療師在這段工作中出現甚麼情緒和反應？文化、關係、神經多樣性、創傷或制度處境，有哪些已經被考慮？哪些還沒有？又有甚麼一直很難被想、或者很難被說出來？
跨文化臨床督導再多一層，因為督導和受督者本身也帶着各自的文化和專業位置進入關係。
督導可能很真誠地鼓勵開放，但仍然不自覺地傳遞某些答案比較容易被接受。受督者表面上看起來很同意，心裏卻可能仍然有很多不確定。
相似亦可以帶來盲點。如果兩個人有相似身份，很容易不自覺地把「相似」理解成「經驗也應該相似」。
督導的工作，不需要提供唯一正確的文化解釋。它更重要的價值，可能是讓不同理解有一個地方被拿出來看，包括治療師和督導自己的理解，讓其他可能性有足夠空間影響之後的工作。
這也是為甚麼，跨文化能力和那些會把注意力移動到臨床和督導系統不同位置的督導模式，可以自然地連在一起。
跨文化能力如何進入整合式心理實踐
跨文化能力並不是心理工作完成之後，再另外加上的一項「多元文化考慮」。它可以直接改變我們怎樣理解心理工作。
如果一個人在治療中突然變得沉默，創傷知情的視角可能令我們想到威脅、保護，或者甚麼經驗令謹慎變得有需要。肯定神經多樣性的視角，可能會讓我們注意處理時間、感官負荷或溝通偏好。關係取向會讓我們看看此刻治療師和對方之間發生了甚麼。跨文化視角則可能令我們問，語言、權威、私隱、情緒表達，以及對專業關係的期待，是否也正在影響這個時刻。
不同視角會令某些事情更容易被看見，但沒有任何一個視角，可以單獨告訴我們沉默究竟意味着甚麼。
心理概念化的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讓這些不同理解有一個地方相遇、互相影響，並且繼續被修正。
整合式心理實踐，不是把愈多視角加在一起便愈完整。創傷知情、關係取向、跨文化或肯定神經多樣性的視角，真正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它們是否令我們對這個人的理解變得更細緻，同時仍然能夠回應這個人自己所帶來的經驗。
跨文化能力在這裏提供的是一種特定的提醒。它提醒我們，文化和社會假設可能早已影響我們怎樣理解「正常」、「奇怪」、「健康」、「逃避」、「獨立」、「安全」或「令人擔心」。同時，也要留意不要因為文化開始變得可見，就立即把文化變成答案。
這對創傷工作尤其重要。
安全、選擇、信任和合作，都是創傷知情實踐的重要概念，但它們在每個人的生活中並不一定有相同的意思。有些人可能在權力差距減少時感到更安全；另一些人反而在角色和界線清楚時，較容易感到穩定和有承托。
神經多樣性肯定的工作也有相似的提醒。眼神接觸、直接程度、情緒語言、處理時間和溝通方式，可以同時受到神經類型、文化、語言、過往經驗、感官環境和個人偏好影響。
我們很少真的需要決定，到底是哪一個框架「擁有」這個行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足夠寬闊的理解，讓幾個不同處境可以同時重要，而不需要任何一個框架取代眼前這個人。
這就是為甚麼，跨文化能力可以自然地和心理概念化、關係工作、創傷知情實踐及神經多樣性肯定實踐放在一起。它們問的是不同的問題，但面對的是同一個人。
一些可以打斷「太快知道答案」的問題
跨文化能力很難用一張清單完整概括，但有些問題可以在我們太快確定一個理解時，稍為把思考停一停。
在決定另一個人的行為代表甚麼之前，可以問：
我現在留意到甚麼？我已經給了它甚麼意義？
為甚麼這個理解對我來說這麼自然，甚至好像不需要再問？
關於這個人的處境，我真正知道甚麼？又有哪些是我正在假設？
我擁有的文化知識，是令我的好奇變闊，還是令它變窄？
我的專業角色或社會位置，會不會影響這個人在我面前能夠舒服地說甚麼、做甚麼？
我理解多了之後，實際上應該有甚麼不同的回應？
這些問題本身不會令人「擁有」跨文化能力。有時，它們只是讓我們慢一點，令原本沒有被看見的東西有機會浮現。
跨文化能力並不是一項可以完成的學習
跨文化能力很多時候是在談專業工作者如何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工作時被提出。這當然仍然重要，尤其當誤解可能影響照顧、評估、服務接觸或專業關係。
但它的意義，不是只在遇到一個「看起來和我們文化不同」的人時才開始。
每一場專業互動，都是一些有自己歷史、假設、身份、關係和理解世界方式的人相遇。有些差異最後會非常重要，另一些可能幾乎完全不重要。單從人口或文化背景，我們很難預先知道是哪一些。
所以，跨文化實踐一直在知識和提問之間移動。我們需要知道足夠多，令自己的理解不會太狹窄；同時也要保留空間，留意眼前這個人並不符合原本預期的地方。
這會影響我們怎樣看人、怎樣建立關係，以及當第一個理解開始不夠用時，我們會怎樣做。
「能力」這個詞本身有時令人有點不舒服，可能正正因為它容易令人想像有一個可以完成的終點。
我們可以繼續學習，也可以令實踐變得更成熟，但不會去到某一天，就可以完整地「知道」另一個人的經驗。
跨文化工作要求我們對自己的理解負責，尤其當這些理解會影響評估、紀錄、治療、督導或決策時。同時，也要留一點空間，讓眼前這個人仍然可以繼續改變我們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的事。
專業培訓、諮詢與臨床督導
跨文化能力並不只是累積有關文化差異的知識。專業發展亦需要有空間去檢視自己的假設、容納不確定，並思考文化、關係、權力和處境如何影響專業判斷。
在臨床督導、專業諮詢和培訓中，我也會用這種以心理概念化為基礎的方式，和專業工作者及團隊一起思考文化、關係、權力和處境如何影響實踐，並發展更具反思性、關係敏感度和文化回應性的工作方式。
相關閱讀
如果你希望從其他專業角度延伸這篇文章的思考，也可以閱讀：
參考文獻
Byram, M. (1997).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ultilingual Matters.
Byram, M. (2021).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Revisited (2nd ed.). Multilingual Matters.
Deardorff, D. K. (2006).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3), 241–266.
Tervalon, M., & Murray-García, J. (1998). Cultural humility versus cultural competence: A critical distinction in defining physician training outcomes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and Underserved, 9(2), 117–125.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