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專業的核心素質：讓專業標準真正活起來
- Dr Tiffany Leung
- 10月25日
- 讀畢需時 8 分鐘
文化適應力 • 創傷知情實踐 • 心理師的身心健康 • 職涯中的持續成長
完成培訓時數、記錄督導時數、參加持續專業發展（CPD）課程，以及投入個人治療……
這些構成了安全實踐的支架（可參考我另一篇導論文章）。
它們確保我們的專業具備問責性，也讓治療實踐符合倫理。
然而，支架本身並不足以讓一位治療師成為具備反思力、韌性與可信任度的專業者。
真正讓標準鮮活起來的，是我們在日常實踐中所體現的品質:
文化適應力、創傷知情的臨在、身心健康，以及在職涯中持續成長的謙遜態度。
這些是我在自身工作中堅持的原則，也是我在督導過程中特別關注與培養的能力。
它們並非額外加分的條件，而是區分「把治療當成任務」與「把治療活成一段深刻人性關係」的關鍵。
本篇文章將探討這些關鍵素質：文化適應力、創傷知情的實踐、心理師的身心健康，以及治療師在職涯歷程中的持續成長。
文化適應力 Cultural Adaptability
治療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受到身份、移民經歷、社群連結，以及社會中不平等現象的深刻影響。
文化適應力並不是背誦文化知識或記住民族特徵，而是學習傾聽那些「未被說出的故事」: 藏在沉默中的移民歷程、被羞愧包裹的被排斥經驗，
或隱藏在一句「玩笑」底下的種族歧視。
文化適應力，是能看見「故事之下的故事」的能力。
具有文化適應力的治療師會：
意識到心理學理論並非中立; 許多理論源自西方視角與框架。
傾聽來訪者帶來的文化敘事，而非套用我們自身的理解。
思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種族、性別、性傾向、社會階層、身心障礙與移民身份如何交錯影響心理健康。
研究（例如 Helms & Cook，1999；Sue & Sue，2016）提醒我們：
文化工作的重點不在「達成一次性能力」，而在於持續反思與學習的態度。我們需要從「文化勝任力」走向「文化謙遜」, 願意向每一位來訪者學習，願意承認盲點， 並保持對差異的開放與尊重。
對來訪者而言，文化適應力代表治療師不會假設一套模式能適用所有人。
他們的語言、歷史與社群脈絡在治療中都會被主動地看見與尊重。
在督導中，培養文化適應力也意味著持續問自己：
我的文化身份如何影響我聆聽這位來訪者的方式？
我所使用的理論模型中，缺少了哪些聲音？ 我能如何把它們帶回工作中？
當我們從早期階段就建立這樣的反思性，我們不僅是在尊重文化，而是在創造心理安全感。
你也可以參考我另一篇文章：〈什麼是文化適應性治療？為什麼它如此重要？〉
文化適應力為治療奠定了安全與關聯的基礎；而當痛苦與權力議題進入房間時，創傷知情的取向則進一步深化這份安全。
創傷知情實踐 Trauma-Informed Practice
創傷並不總是被明確地命名，也未必被正式診斷。
有時，它靜靜地存在於不敢信任的沉默之中；或隱藏在一個曾被歧視的人那緊繃的身體裡；有時，它延續於家族歷史、移民旅程，或潛藏於職場霸凌、權力壓迫與未被訴說的傷痛之間。
要做到創傷知情，首先要明白：創傷可以是系統性的、細微的，也可能是被文化形塑的。如果我們忽略它，就會錯過關鍵。
根據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服務署（SAMHSA，2014），創傷知情實踐包含六大原則：安全感、可信任、同儕支持、合作、賦權，以及文化覺察。然而，僅僅知道這些原則並不足夠; 要真正落實它們，我們需要「臨在（presence）」。
這意味著：
覺察自己在傾聽創傷敘事時，身體的反應與神經系統的變化。
注意自己何時被觸發、何時出現對應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在督導中問自己：「我在身體哪個部位感受到反應？」「我如何讓自己穩定下來？」「我還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對治療培訓生而言，創傷知情實踐包含兩層承諾：
理解與覺察創傷的普遍性與多樣形式，包括那些未被言說、但深刻影響治療關係的創傷。
培養情緒臨在能力：追蹤自身的神經反應、辨識對應移情，並持續反思自己是否能夠有效地承載與安頓創傷經驗。
這遠遠超越閱讀理論或討論案例。創傷知情治療需要人性深度的修煉: 情緒調節、覺察、共情與道德良知。這些都是隨著時間培養出來的能力，透過體驗式學習、反思與身體覺察逐漸成長。
在這過程中，感到被牽動、不安或壓力過大都是自然的。讓臨床督導成為支持與穩定你的基石。
在督導中問自己：
「我在哪裡感受到被激發？」
「我如何讓自己回到穩定狀態？」
「我需要哪些支持？」
創傷知情治療提醒我們：治療不僅僅是技術，而是臨在的品質在發揮療癒的力量。只有當治療師本身是穩定且受支持的，來訪者才會感到安全，並有勇氣面對創傷。
因此，心理師的身心健康不是附加條件，而是一項倫理責任。
將創傷知情與文化適應力連結起來時，我們能更敏銳地察覺：在治療中，創傷往往以細微、被轉移或未言說的形式出現, 特別是對那些曾經經歷邊緣化、排斥或歧視的人而言。
心理師的身心健康：一項倫理標準 (Practitioner Wellbeing is an Ethical Standard)
我常提醒受督導者，也提醒自己——我們的身心健康，正是專業能力的一部分。
這不是一種放縱，也不是「奢侈的自我照顧」。它意味著：倦怠、長期壓力或未處理的創傷不僅會傷害我們自己，也可能使來訪者承受風險。（Norcross & VandenBos，2018）
然而，健康不僅是個人的議題，它同時也是系統性的。過重的案量、漫長的等候名單、繁瑣的行政工作、經濟不穩定，以及身分邊緣化的壓力——這些都在不斷消耗心理師的能量。
如果我們只把「健康」視為個人責任，就會忽略更大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督導的功能不只是分析個案。它同樣是讓我們覺察自己何時負荷過重、如何調整步伐、尋求倡議與重新協商工作界限的空間。
所以，請允許自己——保護界線 (boundary)、留意能量、建立同儕 (peer) 支持網絡，並維持能滋養意義與韌性的反思性實踐。
同時要記得：心理師的健康，是督導者與系統共同的責任。
當我們能誠實地說出：「這樣太多了。」那不是失敗，而是對安全與倫理的忠實回應。
讓身心健康成為你的專業標準：
定期監測工作量與能量變化。
注意倦怠或功能下降的早期徵兆。
建立支持性的同儕網絡。
設立並守護界線，明確劃定可提供的時段與方式。
維持能恢復意義與內在力量的反思練習。
你如何保護自己的健康、如何體現這些素質，都會隨著你的角色與工作情境而改變。 而這份成長 正是你職涯持續發展的重要部分。
職涯中的持續發展 Development Across Your Career
專業標準會隨著我們的職涯歷程而不斷演變。
發展性理論, 例如 Stoltenberg 與 McNeill 的《整合發展模型》(2010)，
以及 Rønnestad 與 Skovholt 的研究 (2003) 都指出治療師在不同階段會出現共同的轉變：
從焦慮的新手，到逐漸自主的早期治療師，
再到具備反思能力的督導者或導師。
在不同階段中，我們體現專業標準的方式會有所不同：
督導在初期階段可能較為指導性，而在後期則變得更具合作性。
CPD 的焦點會從學習基礎知識，逐步轉向深化專業專長與臨床深度。
個人治療的需求，也可能在職涯轉折期再度浮現。
不變的是：身為心理師，我們需要持續保持成長、謙遜與反思。專業標準不只是規範，更像是一位伴隨你成長的同路者。你會一次又一次地回顧、重新詮釋、再度實踐，讓它在不同階段繼續指引你。
對來訪者而言
這些品質決定了治療的深度與安全感：它讓治療不僅「技術正確」，更能真正回應人性與脈絡。
一位具備文化適應力、創傷知情、並且自我反思的治療師，會：
看見你的獨特背景與個人歷史。
在房間中營造安全，而不只是提供洞察。
維護自身的身心健康，以確保能全然臨在。
以謙遜與開放取代僵化的「專家姿態」。
對治療師而言，培養這些品質與達到專業標準同樣重要。因為它們直接影響來訪者如何在治療中「經驗我們」。
總結：讓專業標準在實踐中鮮活起來
培訓、督導、個人治療與持續專業發展（CPD），這些構成了我們專業的基礎結構。它們是實踐安全與倫理的支架。
但唯有當我們在實踐中體現出那些內在素質: 文化適應力、創傷知情的臨在、心理師的身心健康，以及持續成長與反思的態度，這些支架才真正被賦予生命。
它們讓治療不僅在紙面上「合乎倫理」，更在每一次互動中展現出深刻的人性。
對培訓生而言，這是你成為反思型實踐者的持續功課；對來訪者而言，這是一份保障，確保他們所接受的治療是安全、回應性強、並具問責性的。
💡 給培訓生的反思問題
文化適應力 Cultural Adaptability
我的文化身份如何影響我在治療室中的聆聽？我又忽略了哪些聲音？
在我使用的理論模型中，有哪些故事或觀點被排除？我如何將它們重新帶入實踐？
我曾在自己的文化身份中感到被忽略或不被理解嗎？那段經驗如何影響我與來訪者的連結方式？
創傷知情臨在 Trauma-Informed Presence
有哪些細微或未被說出的創傷，正在形塑來訪者的故事？
當我在會談中感到被觸動，我如何在身體上覺察並安頓自己？
我如何在督導中，不僅反思來訪者的語言，也反思我在與其痛苦同在時的內在感受？
心理師的身心健康 Practitioner Wellbeing
有哪些跡象提醒我正在接近倦怠或耗竭？我是否能及時察覺？
我的工作負荷中，哪些是我能控制的？哪些是系統性壓力？我如何以同理的態度面對兩者？
我是否允許自己把健康視為專業能力的一部分，而非額外附加的選項？
職涯成長與專業發展 Growth Across the Career
隨著經驗增加，我與督導的關係如何改變？我需要更多指導，還是更多合作？
五年後的我，希望來訪者與同儕如何形容我？
我如何持續回顧並重新詮釋專業標準，讓它們保持活力，而不只是待勾選的清單？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