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回應式心理治療：當心理治療真正貼近眼前這個人，會有甚麼不同？
Updated: 6 days ago
原刊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更新於 2026 年 9 月 23 日
一位心理學家對文化回應式心理治療的探索：它如何改變我們理解心理困擾、進行心理治療，以及在治療室中經驗這些過程的方式。
人們通常不是因為想分析自己的文化，才來到心理治療。
他們可能因為焦慮、疲憊，或者總覺得自己卡在同一個位置。一段關係不斷出現相似的困難。明明想拒絕，最後還是答應了。理性上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真正要做的時候，事情卻遠比想像中複雜。
單看問題表面，我們往往還不知道，甚麼最後會成為理解它的重要部分。一個很難設立界線的人，可能害怕被拒絕。另一個人一直把照顧別人的需要，看成愛和責任很重要的一部分。對朋友說「不」沒有太大困難，面對父母時，同一個字卻幾乎說不出口。
如果心理治療太快走到：
「你需要建立更清晰的界線。」
其實很多事情已經被預先決定了：這個行為代表甚麼、問題在哪裡，以及所謂「更健康」的改變應該是甚麼樣子。
文化回應式心理治療，究竟改變了甚麼？
很容易把文化理解成一些需要先了解的背景資料。他在哪裡長大？平日說甚麼語言？家人的文化背景是甚麼？宗教或移居經驗重要嗎？
這些資料當然可以有用，但它們還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事情在眼前這個人的生活裡究竟怎樣發揮作用。想像一個人談起自己的家庭。他長期承擔很多責任，別人還未開口，已經先想到對方需要甚麼；會為家人的需要改動自己的安排，也很少說「這對我來說太多了」。
我們可能很快想到界線不足，或者討好別人。這些概念最後也許真的有用，但在走到那裡之前，還有些事情值得弄清楚。在這段關係裡，「負責任」代表甚麼？當他做不到時，會發生甚麼？真正令人難受的是這份責任本身，還是根本沒有選擇？又或者，是沒有人看見這份付出對他的代價？
再談下去，也許會發現，成為一個可靠的人對他非常重要。同時，害怕和內疚也已經和「令別人失望」連在一起。到了這裡，很難再乾淨地分成：
「這是我真正想做的。」
和
「這只是別人要求我的。」
他未必想少照顧別人。他想要的，可能是當自己的需要、生活和關係改變時，仍然可以選擇自己怎樣去照顧。
同一種困難，不一定代表同一件事
心理治療提供很多概念，幫助我們辨認反覆出現的模式，例如逃避、完美主義、自我批評、壓抑情緒、不斷尋求確認、掩飾（masking）、過度警覺，或者難以建立界線。
這些概念很有用。問題是，它們也可能在我們還未看清之前，先替事情排好了位置。
想像一個很少表達憤怒的人。我們可能會想：衝突是不是曾經很危險？以前家人意見不合時，是否會有人冷落他、懲罰他，或者整個家庭氣氛變得不穩定？
也可能，他其實很清楚自己正在生氣，只是不習慣直接表達。他珍惜克制，不希望每一個不滿都變成衝突，也會選擇哪些事情真的值得說。
然後，我們再知道一些。他晚上會躺在床上反覆想著白天的對話，不滿愈積愈多，最後乾脆從關係裡退開，卻從來沒有讓對方知道發生過甚麼。
到這裡，我們問的已經不只是「為甚麼他不表達憤怒」。更值得看的，可能是：在沉默和離開之間，他似乎沒有多少方法讓自己的需要被別人知道。
「難以表達憤怒」仍然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要知道，憤怒對他來說代表甚麼；如果被別人看見，他預期會發生甚麼；以前有哪些方法可以表達需要；而那些方法，今天在他想維持的關係裡還有沒有用。
文化可以進入這個理解，但它會和童年經驗、創傷、性情、神經多樣性、性別、關係中的權力，以及身邊的人實際怎樣對待他，一起被考慮。
當一個熟悉的詞出現時，我們聽見的是甚麼？
心理治療很依賴一些看起來很清楚的字：
焦慮、內疚、自私、親近、獨立、尊重、抑鬱、負責任。
一個人可能說：
「如果我這樣做，我會覺得自己很自私。」
我們很容易把它聽成過度內疚。但「自私」在這裡究竟是甚麼？
也許他認為自己想作出的決定，真的會令一份很重視的責任沒有人承擔。也許他覺得自己的選擇合理，卻知道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人會完全不同意。又或者，那份內疚還沒有被弄清楚：它究竟和自己的價值有關，還是和這段關係裡的期望有關？
如果「自私」一出現，便立即被當成一個需要挑戰的不合理想法，這些差異很快就不見了。
在多語言心理治療裡，這件事尤其容易看見。有人可以很流利地用英語談自己的經歷，說著說著，忽然用了廣東話或普通話的一個說法，整段話的份量也跟著變了。
一句家裡很常說的話，有時很難真正翻譯。不是因為沒有相應的英文，而是它還包括：誰會這樣說、在甚麼時候說，以及說完之後通常會發生甚麼。
轉換語言並不一定每次都帶來這種變化，也沒有理由假設，一個人的第一語言一定藏著更深或者更「真實」的自己。有時，我可以聽懂一個人用過的每一個字，卻仍然發現：
我還未真正知道，這句說話在他的生命裡是甚麼意思。
問題不只是這個人能否學會心理治療的語言，而是心理治療有沒有學會足夠多屬於他的語言。
當治療師理解錯了
治療裡一定會有我理解錯的時候。我可能把重點放錯地方。一個從我的角度看很合理的問題，剛好沒有碰到對方真正想說的事情。也可能我認出了一個熟悉的心理模式，後來才發現自己太快以為已經明白。
假設我把一個人不容易反對父母的情況，主要理解成害怕衝突。他卻告訴我：
「又不完全是這樣。我以前也反對過他們。」
真正令他難的是，這一次如果作出自己的決定，他覺得自己和父母之間原有的關係會因此改變。那麼，我原來的看法就要改。
但同一時間，另一件事已經發生：
他需要決定，要不要糾正我。
對一些人來說，這很普通。他直接說我弄錯了，我重新調整，我們繼續。
一個很習慣配合別人的人，卻可能先接受我的說法，即使心裡覺得不完全貼切。也可能繼續解釋，直到自己的經驗終於能放進我熟悉的理解方式。或者，他只是說少了，而我們兩個一開始都未必知道，對話裡究竟改變了甚麼。
到了這裡，「彼此沒有完全明白」這件事，本身也可能開始像他在治療以外熟悉的一些關係經驗。
當理解需要時間，我們之間會發生甚麼？
當「讓人明白自己」需要太多翻譯
向別人解釋自己，和不斷重新整理自己，好讓對方容易明白，是兩件很相近、卻不完全一樣的事。
很多人已經非常熟練後者。他們知道一個故事裡哪些地方需要補充背景，哪些家庭期望別人未必熟悉。一句話還未有人問，自己已經先翻譯。
有些東西會先說得輕一點，因為照原來的方式說，之後可能要解釋很久。還有一些背景，乾脆省略。不是不重要，只是把全部說清楚太累。
久而久之，這件事甚至不再特別被察覺。
同樣的過程也可以進入心理治療。一節治療裡，有人花了很多時間先讓治療師明白足夠多關於自己的世界，真正想談的事情才終於能夠開始。
日子久了，他也可能看出哪些說法比較容易被接住，於是自然地往那些方向整理自己想說的話。整段治療關係甚至可以很溫暖，也很有幫助，沒有明顯衝突。
但仍然可能有一些經驗很難走近，因為太多注意力已經花在：
我怎樣說，你才會明白？
有時，比最後那個解釋本身更值得留意的，是這個人為了讓我們明白，究竟做了多少工作。
我們預設了改變應該是甚麼樣子嗎？
即使一個困難已經看得更清楚，心理治療還有另一個問題：
我們正在幫助這個人走向哪裡？
「獨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人一生很多重要決定都由別人替他作出。能夠更清楚地作選擇、承受不同意見，也知道自己在乎甚麼，確實可以打開以前沒有的可能。
另一個人卻早已知道自己想作甚麼決定。他的難處是，每一個選擇都會真實影響一些他很有責任感、也很珍惜的關係。
如果「有更多選擇」最後被理解成「和這些關係保持更遠距離」，那未必是他正在尋找的改變。
所以，更值得問的是：
在這一段人生裡，擁有更多選擇實際上會是甚麼樣子？
一個人真正想要的生活，也不一定只受內在心理因素限制。一段關係可以幾乎沒有協商的餘地。歧視、居留狀況、經濟依賴，或者不對等的權力，都會改變眼前真正存在的選擇。
心理治療不會因為我們把事情理解清楚，就令這些條件消失。但我們仍然可以看見：甚麼對自己重要；甚麼已經付出太大代價；哪些東西很難放下；以及哪裡真的存在改變的可能。
文化不需要解釋一切
當我們開始認真把文化放進心理理解，也很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甚麼都變成文化。
和父母意見不合，變成文化衝突。很少表達情緒，變成文化造成。完美主義、內向、有野心、自我批評，也很快被連到文化背景。
到了最後，我們可能得到一個很完整的「文化故事」，卻比以前更不了解眼前這個人。
兩個有相同族裔、語言、宗教或移居背景的人，可以和那些經驗有完全不同的關係。即使在同一個家庭，一份責任、一項傳統，或者一句「我們家一向都是這樣」，到了不同人身上，也未必是同一回事。
文化在治療裡的位置也不需要固定。某段時間，它在一段家庭關係裡很重要；之後退到背景；生命其他事情改變時，它又重新出現。
文化究竟有多相關，不需要在治療開始之前決定。我們是在工作裡看出來的。
一個總是把自己需要放到最後的人，可以看見這種生活方式正在付出甚麼，而不需要因此把照顧別人重新定義成錯誤。另一個身處不安全關係的人，也可以明白自己為甚麼愈來愈難開口，同時開始思考今天需要甚麼保護或改變。
在我的工作中，這些思考會放在整合取向心理實踐（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Practice）之中。
心理概念化不是在開始時完成的一份答案。最初看起來像焦慮、逃避、內疚，或者難以設立界線的事情，在更了解一個人的關係、歷史和現實生活後，可以呈現出不同的意思。
心理治療可以讓這個理解繼續發展。
文化不需要成為每一個困難的解釋，但當文化真的改變了一段經歷對這個人的意思，我們也不需要把它留在治療室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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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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