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與心理健康：當生活搬到另一個國家，心理上會發生甚麼？
Updated: Oct 3
原刊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更新於 2026 年 9 月 23 日
搬到另一個國家生活之後，一些原本很普通的事情，忽然需要重新想一遍。
這句話應該說得多直接？對方看起來有點冷淡，是因為不高興，還是這裡本來就是這樣溝通？有困難時應該主動開口，還是等別人問？以前一句話就能明白的事情，為甚麼到了這裡，好像總要多解釋一點？
這些看起來都不是大事，卻很能反映移居經驗的一部分。當我們長期生活在熟悉的環境，很多判斷其實早已變得自動。我們大概知道怎樣看一個場合、怎樣和醫生說話、同事之間可以有多直接、朋友通常怎樣變熟，也知道哪些事情不用說得太清楚，對方已經能夠明白。
搬走之後，其中一些原本不用想的事情，開始重新需要留意。對剛到埗的人來說，這份額外的心理工作可能很明顯；但一個人在另一個國家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後，反而未必再察覺自己曾經學過多少。語言可能已經流利，有自己的朋友和工作，對制度也很熟悉。很多時候，只有回頭看，才發現現在不假思索就能做到的事情，當初其實是一點一點重新學回來的。
搬走之後，改變的不只是地方
移居最明顯的改變，是離開一個地方，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心理上的改變往往沒有那麼顯眼。
我們可能預期自己會掛念家人和朋友，卻未必想到，原來也會掛念一種生活上的「不用想」。以前知道看醫生時應該怎樣說，去別人家作客帶甚麼比較自然，同事之間正式到甚麼程度，新認識的人究竟只是客氣，還是真的想成為朋友。這些細小的社會判斷，在熟悉的環境中幾乎不需要特別留意；到了新的地方，卻可能一次又一次需要重新拿捏。
別人認識我們的方式，也可能跟着改變。曾經在工作上很有經驗的人，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成為「新人」；本來說話很快、表達很精準的人，換了一種語言之後，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說出真正想說的意思。以前每天一起生活的家人，如今對自己的生活可能主要透過電話和訊息來了解。
這些改變不會對每個人帶來同樣的心理影響。為甚麼離開、離開時失去了甚麼、到達之後遇上甚麼，以及後來的生活怎樣發展，都會影響移居在一個人生命裡的意義。一個為了期待已久的工作而搬走的人，和一個因為原來的地方已經不再安全而離開的人，所經歷的移居不可能完全相同。
一個人也可以很喜歡現在建立起來的生活，同時仍然在某些時刻，被以前的生活觸動。
當原本自動的事情需要重新留意
到了陌生的環境，我們有時會開始留意以前從來不需要特別留意的事情。說話之前想一想語氣，開會時觀察其他人怎樣提出不同意見，收到一封很簡短的電郵時，要判斷對方究竟只是直接，還是對自己有不滿；朋友沒有立即回覆訊息，也可能令人多花一點時間猜測這是不是代表甚麼。
一次兩次並不特別，但如果很多生活場景都需要這種額外的觀察，久而久之便會消耗不少心理力氣。心理學有時以 acculturative stress（文化適應壓力） 來描述進入新文化環境後可能出現的一部分壓力，不過這種壓力並不一定表現為「我適應不了」。
一個人可以一邊工作、讀書、照顧家庭和建立新的關係，一邊經歷這些額外的判斷。從外面看來，生活可能運作得很好；比較不容易被看見的，是日常活動旁邊一直還有一層留意、理解和調整。
也有些人一直適應得很好。正因為已經習慣不斷觀察、調整、學習和配合，所花的心理力氣反而很難再被自己察覺。
這種適應可以表現在很多地方。知道甚麼時候可以直接一點，甚麼時候需要多留意場合；哪些說法只是習慣，哪些真正帶有人際意味；也開始知道，自己不需要每一次都完全照着別人的方式去做。
當我們開始重新理解「差異」
生活在另一個文化環境，也可能令人第一次察覺，一些自己一直以為只是「正常」的做法，其實是在特定環境裡學會的。
甚麼叫有禮貌、親近或尊重？說話直接是不是代表坦誠？安靜又是否一定等於缺乏自信？這些問題通常不是透過一次巨大的「文化衝擊」才出現，而是在很多普通的相遇中變得清楚。
也許自己一直覺得安靜代表尊重，別人卻把它理解成缺乏信心；也許一開始覺得某人的說話方式很尖銳，後來才明白，在那個環境裡，直接並不帶有同樣的人際意味。還有一些時候，我們後來才發現，最初以為是「文化差異」的事情，其實和文化沒有太大關係。
跨文化經驗增加之後，我們未必只是變得更懂得用「文化」去解釋差異；有時反而更懂得先不急着下結論。我們開始比較容易問：「對這個人來說，這代表甚麼？」也更容易察覺自己的假設，在第一種溝通方式不起作用時，知道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嘗試。
研究有時以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跨文化能力） 描述這些逐漸發展的理解、態度與溝通能力。近年一項在英國進行、以中國留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亦探討了這些能力與心理適應的關係（Zhu & Peng, 2026）。研究對象本身很有限，但它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一個人長期需要在不同文化脈絡之間理解、溝通和作決定，究竟學會了甚麼？
所以，比起只問一個人「適應得好不好」，有時也值得留意，他已經變得更能看見甚麼、理解甚麼，又更能在哪些地方作出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想進一步理解文化如何影響心理經驗，可以延伸閱讀 〈文化為甚麼會影響心理健康與心理治療？〉。
有能力，和感覺自己有能力，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移居之後，一個不太容易說清楚的經驗，是明明知道自己有能力，卻不再那麼容易感覺到自己有能力。
一個以往開會從來不需要準備怎樣表達的人，現在可能會在會議前反覆想自己想說甚麼。專業知識沒有消失，改變的是，一個人要在甚麼環境裡把這份能力表現出來，以及別人用甚麼方式去看見它。
一個人可能開始重新估量自己說話要多直接、提出不同意見會被怎樣理解，甚至會留意自己的幽默感是否還能自然地被接住。用第二語言表達時，一點停頓也可能令人擔心，別人會否把它理解成缺乏信心。
語言尤其容易把這種感覺放大。一個人可以非常清楚自己想表達甚麼，說出來卻沒有原本那麼精準；聽得懂笑話，卻未必能即時用同一種語言自然地回應；談工作時沒有問題，但到了要形容一種很複雜的感受，最貼近自己的詞仍然出現在另一種語言裡。
有些人甚至會覺得，自己在第二種語言中聽起來好像「年輕」了一點、簡單了一點，或者沒有心裡的自己那麼肯定。
這種失去熟悉感的經驗，也不只發生在語言裡。以前很熟悉學校或醫療制度的家長，到了新的地方可能需要別人幫忙處理很基本的程序；本來很容易看懂人際氣氛的人，在新的環境裡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判斷別人的期待；專業人士也可能發現，原有資格和經驗在另一個制度中未必得到同樣的理解。
這些時刻之所以令人挫折，往往正因為一個人記得「這些事情以前不是這麼難」。
我知道自己做得到。為甚麼到了這裡，做起來卻不像原來的我？
能力本身未必消失。很多人後來會找到新的方式，把本來已經存在的能力重新表達出來：在另一種專業文化裡找到自己的聲音，在另一種語言中變得更自然，或者找到新的方式表達幽默、溫暖和不同意見。
而在這個過程中，也可能出現一些新的能力。原本以為完全屬於「我的性格」的東西，例如我很有信心、我很能說、我很會跟人相處，後來才發現，它們也和語言、熟悉程度、關係，以及環境是否懂得讀懂我們有關。
關係仍然存在，但不再共享同一個日常
移居之後，原來的關係並不會因此消失，但彼此不再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日常裡。
認識自己最久的人，可能知道工作的名稱、朋友的名字和現在住在哪一個城市，卻沒有真正看過每天生活的環境，也未必知道這些年有哪些事情變得重要。
新建立的關係有時剛好相反。現在身邊很親近的人，熟悉今天的生活，卻未必見過從前的自己。於是，不同的人可能認識自己生命中的不同部分，而這些部分未必經常有機會放在一起。
距離也不一定令家庭責任變少。照顧、金錢、擔心和期待，都可以跨越國家和時區繼續存在。一個人在新的生活裡可能變得更獨立，同時在另一段關係中承擔更多責任。
這些經驗有時會帶出更深的問題：哪些人知道自己的哪些部分？在哪些關係裡最容易感到被理解？而我們所說的「家」，到了今天又代表甚麼？
這些關於身份、歸屬感，以及不同人生世界如何同時存在的經驗，我會在 〈Feeling Between Worlds〉 裡再進一步探討。
掛念一個地方，不代表想回去
有些人在移居多年之後，仍然會掛念某些東西。掛念的未必是一整個國家，也未必代表想回去生活。
可能是走在街上自然聽到的語言、不用特別尋找就吃得到的食物、某種幽默感、以前很容易見到的人，或者曾經擁有的專業位置。也有時，真正掛念的是在那個環境裡比較容易出現的某一部分自己。
如果離開仍然是一個自己認為正確的決定，這份掛念有時反而令人困惑：既然不想搬回去，為甚麼這些東西仍然會影響自己？
也許因為依戀並不完全按照決定的邏輯運作。選擇另一種生活，不代表和以前生活有關的一切都會因此在心理上結束。
有些研究以 migratory grief（移居哀傷） 來理解移居中可能涉及的人際、物質和較抽象的失落（Renner, Schmidt, & Kersting, 2024）。不過，「哀傷」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的經驗。
有時候，掛念已經是一個足夠準確的字。
適應不只是個人的責任
談移居適應時，很容易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個人身上：是否夠開放、是否願意學習、是否有彈性、是否懂得跨文化溝通。
但適應從來不是只發生在一個人的心理裡，環境本身也值得被理解。
想像兩個同樣很擅長處理文化差異的人。其中一個人的居留身份穩定，有安全的住處、足夠的經濟資源，工作環境也承認過往的專業經驗；另一個人不知道自己能否繼續留下來，找不到與原來專業相稱的工作，同時不斷遇上歧視。
如果只問誰「適應得比較好」，其實很容易忽略兩個人所面對的環境根本不同。種族歧視、居住不穩定、經濟壓力、移民身份的不確定、專業資格不被承認，以及使用服務時遇上的障礙，都會影響一個人怎樣經歷移居（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6）。
一個人甚至可以變得非常擅長在一個困難的環境中生活，這不代表環境因此變得容易。
所以，我也會很小心，不把「跨文化能力」變成另一項要求移居者做得更好的標準。理解更多、溝通更有彈性，當然可能有幫助；但這些能力不能解決歧視、法律身份不穩定，或者一個長期把人排除在外的制度。
有些困難和心理適應有關，另一些困難則來自環境本身。
甚麼時候，我們需要把移居放進心理理解？
搬到另一個國家，本身並不能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會怎樣發展。
剛到埗的階段，孤單、不確定和生活上的陌生感可能特別明顯，之後隨着關係和熟悉感增加而減低。原本已有的焦慮或抑鬱，有時會在重大轉變期間變得較明顯；創傷經驗則可能發生在離開之前、過程之中，或者到達之後。
也有很多時候，一個人來做心理治療的困難和移居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因此，「移民心理健康」這種很大的分類需要小心使用。
國際學生、因工作搬遷的人、與家人團聚的人、逃離戰爭的難民，以及在漫長法律程序中等待庇護結果的人，都曾經跨國移居；除此之外，他們的生活可能幾乎完全不同。
臨床上真正有用的問題，不是：
「這個人是移民，所以會有甚麼問題？」
而是：
「移居在這個人的生命裡，究竟佔了甚麼位置？」
例如，有人最初因為工作上的筋疲力竭來到治療。再理解下去，可能發現每天有很多心理力氣花在留意語言、證明專業能力，以及處理仍然沒有變得完全直覺的人際規則。
另一個人同樣工作得很累，真正需要理解的卻可能是工作量、完美主義、神經多樣性、家庭壓力，或者其他因素。
當移居經驗和眼前的困難有關時，把它納入心理理解，可以讓我們看見更多。如果一開始就用移居解釋整個人，理解反而會變窄。
從「適應」到建立自己的生活
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適應」這個詞有時開始變得不太足夠。
以前要開 Google Maps 才找到的路，如今下意識就會轉入那條街；有一間咖啡店，店員已經知道你通常點甚麼；搬來之後才認識的朋友，如今也累積了多年的共同回憶。你知道哪一個同事最適合問某件事，哪一節火車車廂比較安靜，去鄰居家帶甚麼比較自然，心情混亂時會去哪裡走一走。
這些事情很小，也許正因為小，才真正顯示生活已經在這裡累積起來。一個人不再只是學習「這個地方的人通常怎樣生活」，自己也已經成為這個環境的一部分。
新的習慣形成了，一些原有的傳統刻意保留下來，另一些則在不知不覺間改變。工作、友情、家庭和社群，也留下自己的位置。
剛搬來時，問題可能是：
「這裡的人通常怎樣做？」
幾年之後，問題有時會變成：
「我想怎樣做？」
在不同文化環境生活過，可能令一個人知道，同一件事情其實有不止一種做法。這並不一定令人永遠卡在不同選擇之間，反而可能增加可以選擇的空間。
當然，不是所有艱難經歷都需要被重新包裝成「成長」。困難不會因為我們從中學到東西，就變得值得發生。但一個人多年來在不同語言、關係和環境之間生活，也可能真的累積出很多自己已經不再察覺的能力。
到了這個階段，這種生活已經很難再單純用「適應成功」來概括。
回到熟悉的地方，熟悉本身也可能已經改變
移居不只改變我們怎樣進入新的地方，也可能改變我們和原來那個地方的關係。
回去之前，心裡可能期待的是熟悉。實際回到那裡，熟悉通常仍然存在，只是不一定和記憶裡完全一樣。朋友經歷了很多自己沒有參與的事情，家人的生活一直向前，街道、店舖和社區亦會改變。而自己因為已經有了另一個生活環境，也會開始留意以前從未特別留意的東西。
身邊的人可能也看得出我們已經有些不同。有時這種不同很舒服，有時會帶來一點意想不到的距離；也有一些東西，正因為現在帶着另一段經驗重新遇見，反而變得更珍貴。
對某些人來說，這時候才出現另一個問題：
現在所說的「家」，究竟是甚麼意思？
這個問題已經開始走進身份和歸屬感更深的一層，所以在 〈Feeling Between Worlds〉 裡，我會再從那種內在經驗繼續往下寫。
移居在這一段生命裡，究竟意味着甚麼？
兩個人在差不多的年紀，由同一個地方搬到同一個國家，也可以留下完全不同的心理經驗。
所以，比起先假設移居帶來了甚麼，有時更值得問：有哪些事情比原先想像中困難？搬走之後，有甚麼才發現原來需要重新學習？自己是否在某些本來很有能力的地方突然變得沒那麼有信心？而現在有哪些跨文化生活的能力，已經太熟悉，以致幾乎沒有再把它看成一種能力？
也可以再看看，哪些調整直到今天仍然有用，哪些已經開始令人疲累；而目前真正困擾自己的事情，又有多少真的和移居有關。
有時，移居把一些原本看似沒有關係的經驗連起來。有時，它只是很多因素中的其中一條線。也有時候，真正理解之後，我們反而發現，困難並不主要在這裡。
在心理治療中探索移居經驗
移居不需要是開始心理治療的原因，才可以在治療裡變得重要。
有些關於信心、疲累、關係、身份或「卡住了」的感覺，當我們了解搬遷前後發生了甚麼，以及這些年一個人學會了怎樣生活之後，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另一些時候，移居只是背景，並不是解釋。
在我的臨床工作中，如果文化、語言、關係或移居歷程和目前的困難可能有關，我會把它們帶進 formulation（心理概念化）之中；有時它們會變得很重要，有時則不會。
對一個已經適應了很多年的人，治療中的問題也未必要一直停留在「你失去了甚麼」或者「甚麼地方最困難」。我們也可以問：
這些年來，這種生活要求我學會了甚麼？
我已經發展出哪些能力？
哪些地方，我直到今天仍然在調整自己？
而現在正在建立的生活，我希望它能容得下甚麼？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文化、關係和個人意義如何進入治療中的理解，可以閱讀 〈文化回應式心理治療〉。
個人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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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Dr Tiffany Leung
Dr Tiffany Leung 是英國 HCPC 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及英國心理學會特許心理學家，擁有超過 14 年於英國及香港的臨床經驗。她的工作涵蓋不同心理健康和複雜心理需要，並特別關注創傷、跨文化身份與移居、神經多樣性、情緒調節及複雜人際經驗。
她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的網上心理治療。
參考資料：移居與心理健康：移居與心理健康
Renner, A., Schmidt, V., & Kersting, A. (2024). Migratory grief: A systematic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5, 1303847. https://doi.org/10.3389/fpsyt.2024.130384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6). Refugee and migrant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refugee-and-migrant-health?utm
Zhu, C., & Peng, R. (2026).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K: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10, 102330.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25.1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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